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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文化】黨史上的今天

日期：2021-04-25 閱讀數：

1927年4月12日

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武器，捕殺工人和共產黨員。隨后，廣東、江蘇、浙江等省相繼發生反革命大屠殺。奉系軍閥也在北京捕殺共產黨員。李大釗、陳延年、趙世炎、汪壽華、蕭楚女、熊雄等無產階級革命家先后英勇犧牲。18日，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的“國民政府”，同武漢國民政府相對立。

1935年4月12日

閩西南地區中共黨政軍干部會議在永定縣溪南赤寨村舉行。會議提出了開展廣泛、靈活、群眾性的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選舉張鼎丞為主席，譚震林為軍事部長，鄧子恢為財政部長兼民運部長，郭義為為黨務部長。

1939年4月12日

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會議聽取劉少奇關于華中工作的報告。發言指出：六中全會決議發展華中的方針是正確的，現有兩萬黨員，將近兩萬軍隊，這是大的成績，比華北的發展更大。現在敵人準備大舉進攻華北，派大臣及大將到華北部署大的進攻，將來趨勢我們經濟將更困難，部隊也將縮小，地區也將縮小。現在全國共產黨與游擊戰爭的主要發展方向是華中。

1940年4月12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書記處、中央軍委起草致陳光、羅榮桓、彭雪楓、劉少奇等電。電報提出對中間派應采取的方針，指出：國民黨當局的政策是推動各中間派向我們斗爭，使其兩敗俱傷，并使我們得罪各中間派，陷我們于孤立。因此必須采取如下方針：當中間派迫于命令向我進攻時，八路軍、新四軍應在不妨害自己根本利益條件下，先讓一步，求得妥協；當他們不顧一切向我進攻妨害我之根本利益時，應對其一部分給以堅決打擊作為警告，打后仍求得互相妥協。只有中間派轉變成了堅決的不可變化的頑固派，才采取完全決裂政策，堅決、徹底、干凈、全部消滅之，這種政策的性質亦是對于其他中間派作警告，使其他中間派有所畏而不敢磨擦。中央軍對我進攻時亦須同樣采取上述方針。中央軍各級官長中只有一部分軍官及政訓系統是頑固派，其他多是中間派，也有一部分進步派，決不能把中央軍看成都是頑固派。

1944年4月12日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作關于學習問題與時局問題的報告。報告傳達并進一步發揮了三月五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關于幾個歷史問題的結論，指出：這次處理歷史問題，不應著重于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著重于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對于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對于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盡量避免作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簡單結論。對于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時期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也應作兩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應指出那個時期中央領導機關所采取的政治策略、軍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錯誤的；另一方面，應指出當時犯錯誤的同志在反對蔣介石、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斗爭這些基本問題上面，和我們之間是沒有爭論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進行分析。報告還提出：為了爭取新的勝利，要在干部中間提倡放下包袱和開動機器。所謂放下包袱，就是解除精神上的許多負擔。所謂開動機器，就是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這篇報告對全黨的團結和鞏固起了重要作用。這篇報告和毛澤東五月二十日在中央黨校第一部的報告合并整理成《學習和時局》一文，于同年七月發給各地，后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1965年4月12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加強備戰工作的指示。指示說，鑒于美帝國主義正在越南采取擴大侵略的步驟，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國，嚴重威脅我國的安全，在目前形勢下，應加強備戰。指示號召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準備應付最嚴重的局面，要發揚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盡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國斗爭。

1980年4月12日

鄧小平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提出，對什么叫社會主義的問題也要解放思想。指出：新中國三十年來，不論農業方面、工業方面，還是其他方面，都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初步基礎，但是一個根本的問題是，我們耽誤了時間，生產力的發展太慢。任何革命都是掃除生產力發展的障礙。社會主義總要比資本主義優越。社會主義國家應該使經濟發展得比較快，人民生活逐漸好起來，國家也就相應地更加強盛一些。在這一方面我們經過了幾次曲折。馬克思主義歷來認為，社會主義要優于資本主義，它的生產發展速度應該高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新的問題，要付學費。現在我們正在摸索比較快的發展道路，我們相信這方面是有希望的。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也要解放思想。經濟長期處于停滯狀態總不能叫社會主義，人民生活長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總不能叫社會主義。在談到中國的對外政策時說：我們的現行政策基本上還是遵循毛主席制定的政策，可以說是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在對外政策方面，我們還是堅持毛主席制定的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當然在處理復雜的國際問題時，每個時期有每個時期的具體問題。改善同美國的關系、同歐洲的關系、同日本的關系，就是根據這個思想。我們總結了我們的經驗，認識到不發展同發達國家之間的關系，我們經濟的發展速度不可能太快。這個談話的一部分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為《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產力》的第二部分。

1986年4月12日

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

1987年4月12日

鄧小平在會見岡比亞總統賈瓦拉時，談到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指出：我們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是政策對頭，即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我們走第一步是靠改革和開放，第二步也是靠改革和開放，第三步更要靠改革和開放。這個政策幾十年不變。現在世界上有人說中國后退了，要改變政策了，這是亂猜疑，不了解中國的情況。要變，人民不會贊成，違背人民意志的事，絕對不會成功。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有時放得多些，有時要收得多些，這是很正常的。看到我們在某一領域里收一下，就說我們改變政策了，這是一種誤解。在談到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的作用時說：第三世界是維護世界和平的主力和支柱。第三世界雖窮，但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不能小看自己。中國是真正的第三世界。我們在為第三世界的發展做一些試驗，對整個第三世界有益，這也是我們的義務。在國際資本壟斷整個世界的情況下，第三世界發展起來不容易，要打入國際市場很不容易。

1990年4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原則通過國務院提交的浦東開發開放方案。上海浦東新區成為我國首個國家級新區。此后，天津濱海、重慶兩江等新區陸續批復設立。到2018年底，全國共設立19個國家級新區。

1998年4月12日

江澤民在給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并中央軍委各同志的信中強調，領導干部要增強政治鑒別力和政治敏銳性。他指出：領導干部加強政治鑒別力和政治敏銳性是極為重要的。我們黨領導著十二億人口的國家，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不斷推進改革和建設，不講政治不行。當然絕不是離開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去講政治，我們要講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是堅持和保障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政治，是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政治。講政治要具體化，要落實在行動上，要貫徹到各行各業和各項工作中去，不能只喊空頭口號。這封信以《領導干部要增強政治鑒別力和政治敏銳性》為題，收入《江澤民文選》第二卷。

2002年4月12日至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