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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文化】《黨史上的今天》之十四：（3月17日）

日期：2021-03-19 閱讀數：

1929年3月17日

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賀龍及湘鄂西前委指示信。指示信指出：現在，在全國范圍內，還沒有一種直接革命的形勢。目前所應注意者，還不是什么占領大的城市，而是在鄉村中發動群眾，深入土地革命。指示信還介紹了朱毛紅軍支部建在連上的經驗，以備他們將來在部隊建黨時參考。這封指示信收入《周恩來選集》上卷。

1938年3月17日

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葉劍英，朱德、彭德懷。電報指出：同蔣介石及國民黨高級將領談軍事問題時，請注意分現在與將來兩個階段，說明現在以大軍留在華北作戰是需要的，也是可能的，但將來軍事情況的變化將使我軍活動范圍縮小和補給困難，那時只能留若干較小的兵團即若干個游擊兵團于華北，各軍主力須在敵未將黃河各渡口封鎖以前渡過河來。在敵人后方創設許多抗日根據地是完全可能和十分必要的，國共兩黨均須用極大努力去干。

1941年3月17日

毛澤東為《農村調查》一書寫序言。序言指出：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于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著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于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為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系。“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這篇序言和四月十九日寫的跋合編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1948年3月17日

西北野戰軍在宜川取得重大勝利，國民黨急調洛陽、潼關的兵團西援，洛陽守軍兵力空虛。為策應西北軍作戰，掩護劉鄧大軍休整，中央軍委命令華東野戰軍第三、八縱隊，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四、九縱隊發起洛陽戰役。只幾日，即攻克洛陽，全殲洛陽守敵。3月17日，攻克洛陽的野戰部隊全部撤離洛陽。

1953年3月17日

由香玉劇社豫劇隊、易俗社秦劇隊、西安市曲藝隊、陜西省木偶隊，新疆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烏孜別克族、回族組成的歌舞隊，以及西北文化部電影隊等組成的第三屆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文藝工作團第五團成立。4月1日入朝至8月24日結束，共慰問演出651場，觀眾達36.65萬人。

1970年3月17日

1970年3月17日－20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問題。到會大多數人贊同毛澤東提出的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

1975年3月17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北京舉行第二次會議，決定對全部在押戰犯，實行特赦釋放，給予公民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百折不撓的頑強斗爭，終于取得了偉大勝利，建立了新中國。那些在歷次國內戰爭中反共反人民的戰爭罪犯，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都已成為人民的階下囚。對這些戰爭罪犯如何處理?中共中央決定采取教育改造的政策，使他們成為反省罪惡、擁護和平的新人。為了實行這一政策，在中共中央的精心安排下，負責管理戰犯的各級黨組織和有關部門，為戰犯提供了良好的學習和勞動改造的環境。經過改造，一大批戰犯被黨的政策所感化，棄惡從善。

在1959年國慶節前，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黨中央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了特赦戰犯的建議。建議很快得到響應。1959年9月17號，國家主席劉少奇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特赦令》，一批改造好的戰犯走出了監獄。后來，中央決定每年特赦一批戰犯。“文革”爆發后，特赦工作陷于停頓狀態。1975年，四屆人大召開前夕，黨中央根據公安部的報告，決定特赦全部在押戰犯，并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3月17號，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這個決定。兩天后，最高人民法院分別在撫順、濟南、西安和北京召開特赦釋放戰犯大會，宣布特赦名單，頒發特赦釋放通知書。各個會場氣氛熱烈，戰犯領到特赦通知書時，都流下了激動的眼淚。3月23號，全部特赦人員集中到北京，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了他們，并設宴祝賀他們獲得新生。中共中央采取的教育改造戰犯的方針獲得巨大成功，為人類創造了一個亙古未有的奇跡。

1983年3月17日